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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如何進行交通肇事逃逸行為認定與情節評價
來源:安保部  瀏覽次數:8422 日期:2017-06-19

 

 合議庭對逃逸行為的認定與其是否作為量刑情節這兩個方面均產生了分歧,吳某某請別人報警并幫忙救助是否仍構成逃逸?如果吳某某逃逸成立,逃逸是否應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案情】

  2015年6月,人吳某某駕駛摩托車,與同向行駛的董某某駕駛的摩托車發生刮碰,董某某駕駛的摩托車失控撞向路邊,董某某當場死亡。事故發生后,被告人吳某某將肇事摩托車扶到路邊,然后走到董某某身旁扶起其上身,并叫旁人幫忙報警,但未表明自己身份。后吳某某叫其同事將摩托車扶到工作單位門口,待救護車趕到之后,離開上班。事故發生兩小時后,交警找到吳某某,其隨后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經交警部門以逃逸認定吳某某負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該案訴至法院后,辯護人和被告人稱:“在被告人吳某某左轉時,在后的被害人董某某違章超車,車速快,對事故所起作用更大”,交警大隊向法院證實此種觀點,出具了《關于吳某某案的幾點說明》的書面說明,表明對吳某某負交通事故主要責任的認定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并認為:如果該案中吳某某的行為如果構不上逃逸,依照,吳某某就夠不上主要責任。

  【裁判】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在事故發生后逃逸,負事故的主要責任。其行為已構成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吳某某歸案后坦白,依法可從輕處罰。因此判處其七個月。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公訴機關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分歧】

  案件審理時,合議庭對逃逸行為的認定與其是否作為量刑情節這兩個方面均產生了分歧。

  一、吳某某請別人報警并幫忙救助是否仍構成交通事故逃逸?

  第一種意見認為吳某某不構成逃逸。理由是被害人董某某未戴安全頭盔,無證駕駛無號牌摩托車上路行駛,車速過快,越過中線超車與被告人的左轉車碰撞,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關規定,應負事故的主要責任。案發后,被告人吳某某也叫旁人幫忙報警,履行了報警和搶救傷員的法律義務,但因主觀上認識偏差,而自行離開了現場,造成事故處理一波三折。交警部門的事故認定書責任劃分不當,不能采信。

  第二種觀點認為吳某某構成逃逸。理由是發生交通事故時,保護現場,搶救傷員和立即報警并接受公安機關處理是當事人的。事故發生后吳某某委托他人報警時并沒有表明自己的肇事者身份,并非交通肇事法律意義上的報警。吳某某沒有保護現場,無法定事由或正當理由自行離開,沒有聽候公安處理,并且未向旁人表明其肇事者身份,主觀上有逃避追究意圖,是欲否認其與交通肇事之間的關系,將導致肇事責任無法認定、無人承擔。客觀上,在接受公安機關處理前,吳某某實施了離開現場的行為,在交警部門到達現場后,此時已具備投案條件,被告人仍不主動投案出來說明情況,因此逃逸成立。

  二、如果吳某某逃逸成立,逃逸是否應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第一種意見認為吳某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且在事故發生后逃逸,依照《》第一百三十三條,應當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到七年以下的幅度內予以量刑。

  第二種意見認為吳某某行為作為量刑情節考慮不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按照交警出具的說明,吳某某正是因為逃逸,其才對事故發生承擔主要責任。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因吳某某對事故承擔主要責任,才構成交通肇事罪。既然吳某某的逃逸行為已作為入罪構成要件考慮,在量刑時不應當重復評價,所以應對吳某某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者內量刑。

  【評析】

  一、具體個案中交通事故逃逸的認定標準。

  對該案吳某某逃逸是否成立的問題,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逃逸被描述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然而現實情況錯綜復雜,司法實踐中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理解與認定也存在著分歧。總的來說,“逃逸”行為、認定應當在具體案情背景下,綜合考慮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因素。

  首先,行為人主觀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心理。是指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責任,在知道或應當知道發生交通事故的前提下不履行法定義務,此種法定義務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是指“肇事者發生交通事故后必須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肇事者對交通事故的發生并離開現場的行為是有認知能力的。“為逃避法律責任”是主觀故意,“不履行法定義務”是外在表現,在判定行為人是否有逃避法律責任的主觀故意時,可結合其后續行為來綜合判斷。

  其次,行為人客觀上有離開現場的行為。從時間上看,逃逸的時間應與肇事行為有緊密聯系,宜界定為事故發生時到行為人接受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處理的這段時間,從地點上看,事故現場不僅包括交通事故發生現場,還包括事故發生后,處理事故等后續行為發生的場所,如將傷者帶往搶救的醫院、等候事故處理的場所。例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確認定逃逸等問題的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既要》)中規定:“在認定是否屬于逃離事故現場時,要特別注意逃逸行為與肇事行為在時空上的連貫性。”

  結合本案來看,有觀點認為吳某某事發后請別人報警,并等救護車來到后才離開,履行了報警義務和搶救受傷的義務,并無逃逸的故意。實際上,此種報警河救助與法律要求其履行的報警救助義務是不能等同的,吳某某隱瞞了自己身為肇事者的身份,對路人說“我也是路過的”,是將自己置身事故之外,可推測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意圖。在客觀上,吳某某亦未履行遵守在現場等候交警處理的法律義務。在交警詢問路人、勘探現場的兩個小時時間內,吳某某本可以主動投案,說明自己的肇事身份,然而他卻無故離開現場,應當認定為逃避法律追究。

  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在交通事故逃逸案件中的運用。

  在吳某某逃逸行為成立的前提下,對于逃逸是否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逃逸已作為入罪構成要件考慮,在量刑時不應當重復評價。

  所謂重復評價,是指“對于同一事實或者情節,在定罪或者量刑上作不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注1]。這種重復評價既指定罪上的重復評價,又指量刑上的重復評價。禁止重復評價,則是禁止在定罪和量刑時,對同一犯罪構成事實予以兩次或兩次以上的法律評價。例如:某種行為已經在此罪作為構成要件評價,那么就不應作為彼罪的構成要件,認定為兩罪,同樣,某行為已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予以考慮,那么就不能作為量刑情節兩次使用,更不能將同一行為在量刑上予以重復使用。此原則也在《既要》中予以強調:“……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而構成犯罪的,由于逃逸已成為構成犯罪的要件,不能重復評價為加重情節,故對肇事者只能在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個量刑檔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幅度內量刑。”

  司法實踐中,對行為人定罪量刑,要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罪刑相稱,對行為人犯罪情節的考慮,既要避免重復評價,也不能有所遺漏。我們追尋《刑法》對逃逸加重處罰的立法本意,其目的一是在事故發生后,為了防止損失繼續擴大,二是為了盡快查清事故事實與追究責任。本案中如果吳某某在事故發生后履行了交通事故發生后的法定義務,那被害人董某某未戴安全頭盔,無證駕駛,車速過快,其過錯程度更大,吳某某只需承擔次要責任,其行為也不構成犯罪。然而逃逸已經作為交通肇事構成要件評判,根據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對吳某某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檔內確定宣告刑合法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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